2018年7月24日 星期二

吳美筠:在一個世紀裏與別不同──悼念劉以鬯先生


如今劉以鬯先生的身影成為香港很多文人的記憶。而值得所有香港人驕傲的,是他堅持香港有文學,堅持創新和藝術性,不屈從時代,並相信香港可以書寫與眾不同、不隨波逐流、站在時代和世界的尖端的文學。

6月8日黃淑嫻博士低沉的、安靜地在臉書發放劉以鬯先生在東區醫院逝世的消息後,馬上在臉書和媒體展開了洗版悼念,人人懷想。劉以鬯先生享壽九十有九,在世度過一個世紀的歷史更替與滄桑,為香港帶來豐富的文學遺產,讀者只要上網搜尋,自不難發現一系列等身的書目。而經常讓人提起的,當然是《酒徒》、《對倒》、《打錯了》、《一九九七》等小說。

由上海來的現代派文青

他早年接受國民教育,學問和文學養份大抵在他修讀上海名校聖約翰大學文學院已積儲。這所由傳教士開辦的貴族私立大學,以英語授課,當年張愛玲因戰火曾被安排在此求學,卻因不適應而輟學。

圖片說明:上海華東政法大學現址部分建築,是當年劉以鬯先生求學的聖約翰大學遺址。

劉來港前在上海早已確定文風與流派取向。四十年代擔任《和平日報》編輯,在1945、1946年間創辦懷正文化社,出版戴望舒、施蟄存、李輝英等現代派作家多部作品,有論者認為他早期小說有新感覺派現代主義的影子[1],這反映他不屬於南來左翼作家一脈。1948年他帶着父親遺下的美金和「創新」的基因來港,開辦出版社,因不擅經營虧蝕結業,惟有以寫稿維生。五十年代他輾轉在新馬(當時星加坡未從馬來西亞獨立出來,兩地合稱新馬)做報刊編輯,頗有顛沛流離、懷才不遇的遭際。在黃勁輝導演的電影《劉以鬯:1918》,把他這段經歷拍得絲絲入扣,尤其重登那幢與劉太羅佩雲相遇的窄道階,與《花樣年華》梁朝偉和張曼玉狹路相遇又另有一番情懷。

花樣年華的梁朝偉對劉以鬯認識不深

劉以鬯的小說《酒徒》和《對倒》啟發王家衛拍成《花樣年華》和《2046》兩齣廣為人知的電影,連王家衛本人也在微博援引《酒徒》名句「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」作悼念,這也是《2046》影片開首的字幕。關於王家衛的取材改編,蘋果動新聞2013年6月4日曾有一段訪問十分有趣。片中劉以鬯憶述:「他們拍戲時候,曾經叫我去看情況,其實是想讓梁朝偉看看他飾演的劉以鬯本人是怎樣的。……把劉以鬯變成電影人物,這個好大問題,因為他對我了解不深。」[2]五、六十年代的報館沒有冷氣,處理編務工作的人穿背心短褲,哪會西裝革履?由梁朝偉來演賣文養活自己的報人,自是後來者浪漫的想像。劉先生提供王家衛電影的原型,再創作又是另一種創新,如今成為我城創作佳話。記得我擔任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組主席時,有委員問我,能否證明文學可以增加經濟生產值。文學的再生能力,促使創作再發生,即或梁朝偉不似劉以鬯本人,意象的轉換,言詞的移植,影像的互動,人物的創造,為廣大觀眾提供了情感想像,不但不可量化,更超出作者本人所可想像。那年,劉以鬯先生獲頒香港藝術終身成就獎,不但表揚他在文學的成就,表揚他創作與眾不同的嚴肅文學,同時也間接表揚了嚴肅文學堅持抗逆商品化的消費閱讀風氣。

圖片說明:電影《2046》劇照,戲中梁朝偉飾演的作家周慕雲是以劉以鬯作藍本 。

《酒徒》這譽為中國意識流開端的小說,開篇「生銹的感情又逢落雨天,思想在煙圈裏捉迷藏。」卻是詩句,抽象的情緒在觸覺摹寫中發揮想像,放射出富象徵的詩化語言。相信這是劉以鬯口中所說的娛樂自己的文學。

堅持嚴肅文學的藝術感染力

劉自1957年決意定居香港,由《天堂與地獄》到《酒徒》,無不處處揭露以市場價值為衡量價值得失的惡劣。在《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》上下兩冊,他編選1901至2000年百年間的香港短篇小說,這剛好是他的壽數。序言中由香港最早的文藝期刊《小說世界》(已失存)開始,如數家珍地展現香港文藝發展的具體存在。當中三個香港文學重要發展階段,關於嚴肅文學所面對的問題猶如輪迴,循環不息:

圖片說明:劉以鬯主編《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》書影

五十年代:「在『綠背浪潮』的衝擊中,流行小說十分流行……值得注意的是,有些作家雖然處在逆流中,依舊寫了具有認識價值與藝術感染力的嚴肅作品」。

七十年代:「經濟起飛,文學商業化的情況十分嚴重,出版商為了爭取經濟效益,習慣用市場價值作為衡量優劣的標準。不過,情況雖惡劣,肯咬緊牙關在逆境中奔跑的文學工作者仍在繼續努力……」

九十年代:「嚴肅文學的活動空間顯已擴大。可是,文學商品化的傾向不但沒有改變,反而更加嚴重,尤其九十年代,由於大多數讀者的接受水準越來越低,使大部分小說作者在市場的競爭下,為了適應市場的需求,大量生產沒有藝術價值的流行小說。嚴肅文學再一次跌落低谷……」

香港文學不斷在商品化、經濟主導的價值觀下掙扎求存。讀完這部選集,我們會問,劉先生對二十一世紀有何期許?他在書中沒有回答。可是從其論述中,讀者可深深體會到,他具抗逆時代的慧眼和識力,對文學藝術獨立於商業功能有一份堅執。因此,他編《香港文學》的那段時期,也是該刊最能容納實驗性強的作品的時期。通過他的編輯工作而獲栽培的香港作家多如沙數,讀者翻查一下,便知其詳。

從一開始就相信香港有文學

關於劉氏對香港文學的堅持,我想回溯到九十年代。1993年6月4日尚未升格的嶺南學院設現代中文文學研究中心,中心主任是梁錫華教授,破天荒在大專學院廣邀二十多位香港作家討論創作,而非關於文學作品的學術研討。我除了擔任座談會講者外,亦於翌日擔任主席,主持劉以鬯討論的環節。當時席間旅遊作家夏婕提及有人認定香港沒有文學。當場劉先生動氣了。本來每人發言不超過十五分鐘,講題原本是「個人創作生涯的回顧與前瞻」,他索性不講個人創作,羅列實例證明香港不但有文學,而且有相當好的文學。

當時《藝術政策檢討報告》剛出爐,有人正提出政府對文學藝術參與不多,獨缺乏對文學活動的資助。彼時劉力排眾議,引台灣《筆匯》1960年2月28日革新號轉載香港1956年的《文藝新潮》,連編排也臨摹;台灣出版《現代小說論》,收集劉在《香港時報‧淺水灣》所編關於現代小說的論文,當中刊登關於意識流、現代主義等理論。近年有台灣學者試圖論證意識流理論另有源頭反證,我倒覺得正如王德威審視中國文化接受現代化的過程一樣,乃可能「多重緣起」。然而因這次劉的發言,確定香港在中國文學現代主義起源的位置。他還提到大陸和台灣出現在新文學研究上的「斷層」,大陸除了魯迅作品外禁售所有五四文學,台灣也很長時間禁止讀五四新文學,香港並沒有受限制,因此在研究新文學方面取得不錯的成績。又說,香港作家「既可繼承五四傳統,又能辨認西方文學的新趨向,將兩者融化匯合,從而產生一種與其他地區不同的文學──香港文學。幾十年來,香港作家也寫出了一些無愧於時代的作品。」[3]

圖片說明:作家座談討論會上劉以鬯先生在發言,旁座是當時的主席吳美筠博士。

在場的我正聽得入神,差點忘記提他只有兩分鐘的時限。以為他改談創作生涯,誰知再講下去,弄出十多個「如果香港沒有文學的話,怎會……?」的詰問來。當中最精采的是:如果香港沒有文學的話,暨南大學怎會成立台港文學研究室、汕頭大學怎會成立台港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、四川大學怎會開設台港文學研究班……

十五年後在香港大學辦的香港文學研討會上,劉以八十高齡再論文學。在人人用電腦和手機的年代,他手上拿著一疊厚厚的手稿,稿紙上剪貼拼合,筆走龍蛇,說是記錄香港文學的成就,不勝枚舉。他一再提及香港提倡現代主義,影響台灣,並填補新文學研究斷層的貢獻。我坐在他身旁,聽他動着真氣,聲聲指責世人不識香港文學,又限於時間不能細講,揚起手上厚稿紙,補充了香港作家的流動性,影響海外華文文學發展。可見劉以鬯對香港文學的肯定,不但來自對香港文學的深入認識,更來自一份與眾不同的堅定和視野。

如今劉以鬯先生的身影成為香港很多文人的記憶。而值得所有香港人驕傲的,是他堅持香港有文學,堅持創新和藝術性,不屈從時代,並相信香港可以書寫與眾不同、不隨波逐流、站在時代和世界的尖端的文學。

[1] 王友貴:〈劉以鬯與 “新感覺派”〉,《台港與海外華文文學》總第36期 (1999年),頁33-36。

[2] 參考: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Esri80E1vj0



[3] 嶺南學院現代中文文學研究中心編:《從20世紀到21世紀:個人創作生涯的回顧與前瞻》,1994年4月,頁43。

作者簡介:吳美筠澳洲雪梨大學東方研究學院哲學博士。曾擔任《香港文藝季刊》、《九分壹》、《詩雙月刊》、《詩網絡》之編委;編譯《藝術資訊》、《藝術行政備忘錄》、《香港藝術發展策略報告書》、《香港藝術指南》等;香港藝術發展局民選委員及文學組主席(2014-2016)、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(香港分會)創辦人及現任董事、香港文學評論學會創辦人及現任主席。任香港書獎、中文文學獎、青年文學獎評判。曾於香港大學、香港浸會學院、香港嶺南大學、香港公開大學、香港教育學院等大專院校任教。出版詩集《第四個上午》、《時間的靜止》、小說《雷明9876》、《天使頭上的小木屑》及藝評集《獨眼讀看──劇場、舞影、文學跨世紀》等;編《港人‧詩‧人》、《香港文學的六種困惑》等。

《港人字講》二O一八年六月十一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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