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今劉以鬯先生的身影成為香港很多文人的記憶。而值得所有香港人驕傲的，是他堅持香港有文學，堅持創新和藝術性，不屈從時代，並相信香港可以書寫與眾不同、不隨波逐流、站在時代和世界的尖端的文學。
6月8日黃淑嫻博士低沉的、安靜地在臉書發放劉以鬯先生在東區醫院逝世的消息後，馬上在臉書和媒體展開了洗版悼念，人人懷想。劉以鬯先生享壽九十有九，在世度過一個世紀的歷史更替與滄桑，為香港帶來豐富的文學遺產，讀者只要上網搜尋，自不難發現一系列等身的書目。而經常讓人提起的，當然是《酒徒》、《對倒》、《打錯了》、《一九九七》等小說。
由上海來的現代派文青
他早年接受國民教育，學問和文學養份大抵在他修讀上海名校聖約翰大學文學院已積儲。這所由傳教士開辦的貴族私立大學，以英語授課，當年張愛玲因戰火曾被安排在此求學，卻因不適應而輟學。
圖片說明：上海華東政法大學現址部分建築,是當年劉以鬯先生求學的聖約翰大學遺址。
劉來港前在上海早已確定文風與流派取向。四十年代擔任《和平日報》編輯，在1945、1946年間創辦懷正文化社，出版戴望舒、施蟄存、李輝英等現代派作家多部作品，有論者認為他早期小說有新感覺派現代主義的影子[1]，這反映他不屬於南來左翼作家一脈。1948年他帶着父親遺下的美金和「創新」的基因來港，開辦出版社，因不擅經營虧蝕結業，惟有以寫稿維生。五十年代他輾轉在新馬(當時星加坡未從馬來西亞獨立出來，兩地合稱新馬)做報刊編輯，頗有顛沛流離、懷才不遇的遭際。在黃勁輝導演的電影《劉以鬯：1918》，把他這段經歷拍得絲絲入扣，尤其重登那幢與劉太羅佩雲相遇的窄道階，與《花樣年華》梁朝偉和張曼玉狹路相遇又另有一番情懷。
花樣年華的梁朝偉對劉以鬯認識不深
劉以鬯的小說《酒徒》和《對倒》啟發王家衛拍成《花樣年華》和《2046》兩齣廣為人知的電影，連王家衛本人也在微博援引《酒徒》名句「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」作悼念，這也是《2046》影片開首的字幕。關於王家衛的取材改編，蘋果動新聞2013年6月4日曾有一段訪問十分有趣。片中劉以鬯憶述：「他們拍戲時候，曾經叫我去看情況，其實是想讓梁朝偉看看他飾演的劉以鬯本人是怎樣的。……把劉以鬯變成電影人物，這個好大問題，因為他對我了解不深。」[2]五、六十年代的報館沒有冷氣，處理編務工作的人穿背心短褲，哪會西裝革履？由梁朝偉來演賣文養活自己的報人，自是後來者浪漫的想像。劉先生提供王家衛電影的原型，再創作又是另一種創新，如今成為我城創作佳話。記得我擔任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組主席時，有委員問我，能否證明文學可以增加經濟生產值。文學的再生能力，促使創作再發生，即或梁朝偉不似劉以鬯本人，意象的轉換，言詞的移植，影像的互動，人物的創造，為廣大觀眾提供了情感想像，不但不可量化，更超出作者本人所可想像。那年，劉以鬯先生獲頒香港藝術終身成就獎，不但表揚他在文學的成就，表揚他創作與眾不同的嚴肅文學，同時也間接表揚了嚴肅文學堅持抗逆商品化的消費閱讀風氣。
圖片說明：電影《2046》劇照，戲中梁朝偉飾演的作家周慕雲是以劉以鬯作藍本 。
《酒徒》這譽為中國意識流開端的小說，開篇「生銹的感情又逢落雨天，思想在煙圈裏捉迷藏。」卻是詩句，抽象的情緒在觸覺摹寫中發揮想像，放射出富象徵的詩化語言。相信這是劉以鬯口中所說的娛樂自己的文學。
堅持嚴肅文學的藝術感染力
劉自1957年決意定居香港，由《天堂與地獄》到《酒徒》，無不處處揭露以市場價值為衡量價值得失的惡劣。在《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》上下兩冊，他編選1901至2000年百年間的香港短篇小說，這剛好是他的壽數。序言中由香港最早的文藝期刊《小說世界》(已失存)開始，如數家珍地展現香港文藝發展的具體存在。當中三個香港文學重要發展階段，關於嚴肅文學所面對的問題猶如輪迴，循環不息：
圖片說明：劉以鬯主編《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》書影
五十年代：「在『綠背浪潮』的衝擊中，流行小說十分流行……值得注意的是，有些作家雖然處在逆流中，依舊寫了具有認識價值與藝術感染力的嚴肅作品」。
七十年代：「經濟起飛，文學商業化的情況十分嚴重，出版商為了爭取經濟效益，習慣用市場價值作為衡量優劣的標準。不過，情況雖惡劣，肯咬緊牙關在逆境中奔跑的文學工作者仍在繼續努力……」
九十年代：「嚴肅文學的活動空間顯已擴大。可是，文學商品化的傾向不但沒有改變，反而更加嚴重，尤其九十年代，由於大多數讀者的接受水準越來越低，使大部分小說作者在市場的競爭下，為了適應市場的需求，大量生產沒有藝術價值的流行小說。嚴肅文學再一次跌落低谷……」
香港文學不斷在商品化、經濟主導的價值觀下掙扎求存。讀完這部選集，我們會問，劉先生對二十一世紀有何期許？他在書中沒有回答。可是從其論述中，讀者可深深體會到，他具抗逆時代的慧眼和識力，對文學藝術獨立於商業功能有一份堅執。因此，他編《香港文學》的那段時期，也是該刊最能容納實驗性強的作品的時期。通過他的編輯工作而獲栽培的香港作家多如沙數，讀者翻查一下，便知其詳。
從一開始就相信香港有文學
關於劉氏對香港文學的堅持，我想回溯到九十年代。1993年6月4日尚未升格的嶺南學院設現代中文文學研究中心，中心主任是梁錫華教授，破天荒在大專學院廣邀二十多位香港作家討論創作，而非關於文學作品的學術研討。我除了擔任座談會講者外，亦於翌日擔任主席，主持劉以鬯討論的環節。當時席間旅遊作家夏婕提及有人認定香港沒有文學。當場劉先生動氣了。本來每人發言不超過十五分鐘，講題原本是「個人創作生涯的回顧與前瞻」，他索性不講個人創作，羅列實例證明香港不但有文學，而且有相當好的文學。
當時《藝術政策檢討報告》剛出爐，有人正提出政府對文學藝術參與不多，獨缺乏對文學活動的資助。彼時劉力排眾議，引台灣《筆匯》1960年2月28日革新號轉載香港1956年的《文藝新潮》，連編排也臨摹；台灣出版《現代小說論》，收集劉在《香港時報‧淺水灣》所編關於現代小說的論文，當中刊登關於意識流、現代主義等理論。近年有台灣學者試圖論證意識流理論另有源頭反證，我倒覺得正如王德威審視中國文化接受現代化的過程一樣，乃可能「多重緣起」。然而因這次劉的發言，確定香港在中國文學現代主義起源的位置。他還提到大陸和台灣出現在新文學研究上的「斷層」，大陸除了魯迅作品外禁售所有五四文學，台灣也很長時間禁止讀五四新文學，香港並沒有受限制，因此在研究新文學方面取得不錯的成績。又說，香港作家「既可繼承五四傳統，又能辨認西方文學的新趨向，將兩者融化匯合，從而產生一種與其他地區不同的文學──香港文學。幾十年來，香港作家也寫出了一些無愧於時代的作品。」[3]
圖片說明：作家座談討論會上劉以鬯先生在發言，旁座是當時的主席吳美筠博士。
在場的我正聽得入神，差點忘記提他只有兩分鐘的時限。以為他改談創作生涯，誰知再講下去，弄出十多個「如果香港沒有文學的話，怎會……？」的詰問來。當中最精采的是：如果香港沒有文學的話，暨南大學怎會成立台港文學研究室、汕頭大學怎會成立台港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、四川大學怎會開設台港文學研究班……
十五年後在香港大學辦的香港文學研討會上，劉以八十高齡再論文學。在人人用電腦和手機的年代，他手上拿著一疊厚厚的手稿，稿紙上剪貼拼合，筆走龍蛇，說是記錄香港文學的成就，不勝枚舉。他一再提及香港提倡現代主義，影響台灣，並填補新文學研究斷層的貢獻。我坐在他身旁，聽他動着真氣，聲聲指責世人不識香港文學，又限於時間不能細講，揚起手上厚稿紙，補充了香港作家的流動性，影響海外華文文學發展。可見劉以鬯對香港文學的肯定，不但來自對香港文學的深入認識，更來自一份與眾不同的堅定和視野。
如今劉以鬯先生的身影成為香港很多文人的記憶。而值得所有香港人驕傲的，是他堅持香港有文學，堅持創新和藝術性，不屈從時代，並相信香港可以書寫與眾不同、不隨波逐流、站在時代和世界的尖端的文學。
[1] 王友貴：〈劉以鬯與 “新感覺派”〉，《台港與海外華文文學》總第36期 (1999年)，頁33-36。
[2] 參考：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Esri80E1vj0。
[3] 嶺南學院現代中文文學研究中心編：《從20世紀到21世紀：個人創作生涯的回顧與前瞻》，1994年4月，頁43。
（《港人字講》二Ｏ一八年六月十一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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