許定銘
一九七Ｏ年代初，早已停止創作，而以賣舊書維生的老詩人柳木下（一九一四至一九九八）經常賣給我難得一見的絕版舊書。鷗外鷗（一九一一至一九九五）的《鷗外詩集》（桂林新大地出版社，一九四四）就是他賣給我的，但他卻沒有告訴我，他們曾是好朋友，一齊合編過詩刊《詩羣眾》。
鷗外鷗是我敬重的詩人，創作前衛且大膽，早在一九四Ｏ年代已喜歡寫圖像詩，被稱為「未來派」。最典型的例子是《被開墾的處女地》，用了大大小小幾十個「山」字，用不同的排列形式，來顯示桂林被羣山重疊包圍的形象，圖像詩早就立體化了！一九八七年，鷗外鷗過港，參加「四十年代港穗文學活動研討會」，得機會與詩人長談，我還捧出《鷗外詩集》求墨寶，詩人說他自己也不存此書，想不到書出四十多年後，能在香港重逢。詩人欣然揮筆，在扉頁題字，我珍如拱璧。
在大部分新文學工具書中，很少見有提及《詩羣眾》的。即使有，多簡單的說鷗外鷗「一九三七年主編《詩羣眾》月刊」（見《香港文學新詩資料彙編》），而沒有提到版權頁上注明「編輯人鷗外鷗、柳木下」。其實，《詩羣眾》不是一九三七年出版的，它創刊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，如今大家見到的第二期，出版於三月十五日；不是月刊，是雙月刊。版權頁上還提到印刷者和發行所都是「少壯詩人會」，此詩會資料亦貧乏得可憐，社員好像還有胡明樹和林林。《詩羣眾》有兩處編輯所︰廣州河南拱德路四巷三十八號三樓，和香港皇后大道中太平行四樓，不知是在廣州還是香港出版？我認識的這兩位編者與香港關系密切，早已被稱為「香港詩人」，不知這本具香港通訊處的《詩羣眾》，是否也可稱「香港詩刊」？
在《詩羣眾》二期底內頁的《致讀者的備忘錄》中，編者明確地說明了他們創刊的目的︰為的是要「在中國新詩運動上稍盡點力量」，和在抗戰中「響起民族的炮」。他們主張「揚棄舊形式創造新形式，但並不規定任何新形式的限制」，尤其在用詞上，起用了些較罕見的用法，譬如︰「編後話」用了「告羣眾」；簡短的讀者來信稱為「明信片」；目錄欄中的研究文章稱為「研究院」；短簡的詩論叫「詩人的手提包」……。豈料這些小小的變化卻被視為「未來派」。但，少壯詩人會的成員卻不肯接受，加強語氣表示他們「不標榜什麼既成的主義」，「絕對不是什麼未來派」。同時對那些故意顛倒是非，故意抹殺的論客，概不回覆致答，並認為這才是「詩人應有的風度！」
十六開僅二十頁的《詩羣眾》二期，能容納的文章雖然不多，卻也有研究、理論、翻譯、札記、通訊和繪畫等多項。此中創作只有鷗外鷗的《星加坡軍港的圍牆》、胡明樹的《警報，準備！》、黃魯的《記憶》和林木茂的《古巴的裸體》四篇，其重點在青空翻譯日本富士武的《作為世界觀之詩之方向》和柳木下的《詩與Sports》。
《作為世界觀之詩之方向》研討詩在現世紀中走勢的方向，是「蹲在冷嘲的陰暗的森林裏」？還是「走向科學的明快的領域」？柳木下的《詩與Sports》佔了五頁，表面上是給鷗外的近六千字長信，實質是篇詩論。他以
詩人─詩─讀者
選手─競技─觀眾
的進程，鑽研詩與讀者的關係。他列舉了好些古今中外的名詩，用以說明「人不能單靠麪包而生活」。他認為，除了溫飽，「我們的聽聽覺，我們的視覺，我們的嗅覺，都要得到滿足，我們的生活才能過得更加豐富」。此所以我們要有「詩」的生活，而這也正是詩人的責任。他在更深入的探討後，認為︰
一個真正會欣賞詩的人，他是要營養他的心靈，擴大他的感性，從這個作家跳到那個作家，從這個時代跳到那個時代，這樣作着精神的體操，這就是他的目的。
柳木下的詩讀得多，但他對詩如此深奧的一套理論，我還是首次接觸到！
在我與舊書結緣的半世紀生涯中，很多絕版書、孤本書，我都接觸過、撫摸過、閱讀過，但，《詩羣眾》還是初見，難得之至。翻查資料，據《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（一八三三至一九四九）（北京圖書館，一九六一）顯示，《詩羣眾》僅出兩期，而且，全國亦僅北京圖書館存第二期，如此罕見，真寶貝也！
（大公報二Ｏ一二年九月三十日）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