許定銘
很多朋友見我一屋舊書，大都驚訝地問：你怎樣找到那麼多比你還老的舊書？這總會勾起我一段陳年的舊事：我1960年代初涉足文壇，先是叩現代詩與現代文學的大門。那時候，我們一羣小伙子，讀的是《創世紀》、《現代文學》、《好望角》、《文藝》……參加的是現代文學文社，寫的是風格獨特，形式創新的現代詩和散文，買的、藏的，自然都是這類書。當年的現代風以台灣為主流，想買前衛文學的書，就只有旺角的友聯書店。後來《文藝》月刊在丁平的策劃下，也訂過不少放在出版社內賣給現代文學發燒友。雖然當年買台版前衛書困難重重，難得的是我樂此不疲，事隔四十年，書房裏還藏了幾排這種舊書：大業版司馬中原的《靈語》﹙1964﹚、朱西寧的《狼》﹙1963﹚、張默編的《六十年代詩選》，不同開度的《創世紀》……看來現在還藏有這些書的人一定不多。
當年我不喜歡讀中國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，是覺得他們太傳統、太老套，但，何以後來我卻專門收藏三十年代作品呢？第一個影響我的是古蒼梧。他對我說：「定銘，你愛現代文學，三十年代作家很多不用看，但不能錯過施蟄存！」於是我到坊間找了本《善女人行品》，一翻之下不能釋手。後來又讀了端木蕻良，才知道現代文學不是六十年代的台灣專利品，三十年代的中國早已有能手了。這是引起我搜集三十年代舊書的原動力。
我的淘書史起步甚遲，大概是六十年代中後期吧，最初只知道去奶路臣街，當年還有域多利戲院和德仁書院，附近的舊書店有復興、精神和遠東，其實也沒甚麼可買的，倒是德仁書院門口有檔地攤，間中可用三兩塊買到心頭好，可惜它不常開檔，常要碰彩。後來才知道九龍城聯合道那間記不起名的舊書店，然後是洗衣街的新亞，西洋菜街的實用，廟街大李和小李的半邊鋪和街邊檔，再過去是中環的神州，荷里活道的康記，天樂里的德記，軒尼詩道的三益和陶齋……啊，還有全九龍搬來搬去的何老大的「書山」，那年代的舊書店一口氣數不完。
此中最有趣的是何老大的「書山」。何老大是個胖老頭，當年已有六十開外，有人說他解放前當過國民大會代表，故此也有人叫他「國大代」的。何老大到香港後無事可幹，賣起舊書來。他的做法是買「舊倉」，原來當時新界有很多封了幾十年的舊貨倉，那是過去大書店的貨倉，藏了不少斷市多年的舊貨。也不知何老大用的是甚麼辦法，把舊倉的貨買到手，幾十本一扎，幾十本一扎的用繩扎好運走。然後到市區旺地，租個空置的舊鋪，不必裝修，一扎扎的舊書胡亂丟到鋪內堆書山。
他的店，一眼望過去，是座十呎八呎高的小山崗。何老大搬張櫈坐在門口，他通常只把店最外的一二十平方呎之地的書扎解開，供你選擇。未解開的，一定要整扎買，不理是甚麼，從不散賣。人客到來買書，何老大永遠是半睡不醒，帶醉的搖晃着，瞥一瞥你的書，胡亂開個價，絕不討價還價。你最好買，不買，他會低聲嘀咕，不知是否在咒罵你，然後把你選的書一手扔回書山，不再睬你。可幸他的書便宜極了，一般只賣「五毫」，最貴也只是一兩塊。印象最深刻的，是五毫可買到一本柔石的《希望》﹙上海：商務，1933﹚，我買了十來本送朋友。跟他混熟了，何老大准我爬他的書山，那可樂透了，爬上去把書一扎扎的提起來看。因為不准拆繩，書又不是依書脊對齊的，看的時候得把那扎書翻來轉去，其實也很辛苦。就這樣也得過不少好書，不過，「買豬肉搭豬骨」的情況很嚴重，某次一扎四五十本的書裏，就只藏了一本我要的誼社編的《第一年》﹙上海：未名書屋，1938﹚，其餘的都是普通貨式，四五十本書的買入價，就是為了要買一本，也算是收穫不錯，那得要看你買到了甚麼。
大李小李兄弟倆在廟街開檔，小李的是半邊鋪，他的書不少，九成是黃色書刊，然而，在這些東西內也會發現賣五毫的艾青的《詩論》。不過，站在他的店內看書，心理負擔很重，怕遇到學生，讓他們誤會老師來買鹹書。大李晚上在地攤擺檔，賣的多是普通貨式，但間中也有些五六十年代的港版舊文學書，是其他地方買不到的。
買舊書的行家最常去的，是荷里活道的康記和灣仔的三益。
康記是間百來呎的小店，賣的主要是嚒囉街式古董，他的書便宜且轉流得很快，因有不少行家是日日到，一般是大批用橙盒買的。賣剩的，他會很快搬到對面二樓的貨倉，他的貨倉約一千呎左右，雖然也是亂擺，但比何老大的書山整齊得多。康記熟客多，個個識貨，流到貨倉的，肯定已是二三流貨式。那貨倉我也去過一次，無收穫，應酬式的買一兩扎。
我說康記書便宜，舉過例：五十年代國內版的《文藝報》，原價好像是二角，當時他賣三至五元，若轉手到其他識貨的舊書店要八至十五元，做外埠圖書館生意書店的報價，一般是十五元﹙美鈔﹚，價錢差距驚人。至於單本進貨，端木蕻良的《大地的海》，我只花了十元，其他書店未見過，估計也值三十塊。雖然人人搶着入貨，但康記依然經常有貨到，因他鋪地處的中上環發展迅速，拆舊樓一向是舊書的主要來源哩。
三益是本港的老牌舊書店，戰前已開業，據說葉靈鳳三十至五十年代都是他們的常客。店主老蕭為人隨和，見人總堆滿笑臉，我由六十年代初背着書包去他店裏打書釘，一逛三十多年。九十年代中，老蕭移居紐約，他的侄兒在多倫多也掛起三益的招牌賣舊書，距我家七十公里，我還是每月驅車前往逛兩三趟。
逛三益三十餘年，我大部分藏書來自此店，起先是三幾本的買，後來老蕭知道我要的是甚麼，總替我留起，價錢自然貴得多了。六七十年代我住在九龍，康記和三益都在港島，一周只能過海一兩次，很多時都會「走寶」。到七十年代末，我在灣仔開書店，三益就在馬路的另一邊，距離不足一百米，我每日去兩次，大有「斬獲」，曾試過一次買入六十多本三十年代絕版文學書，興奮得幾晚睡不着。
到普通的舊書店買書，如何老大、大李、小李之流，他們不會計書的價值，只按書的厚薄要價，碰到好書，往往廉價即可買到。但到賣慣古董的康記和三益，他們會鑑貌辨色，因人定價。他心裏會想：你是識貨之人，選的一定是好東西，錯不了！有時想買些普通的書，往往會讓他們的漫天叫價，弄得啼笑皆非。師傅教落，對付這些店主，你要胡亂選一批貨，最好包含各種不同的書，讓他摸不着你的心頭好，而且書多了，銀碼漲到一定的數目（他心裏想你買的數目），他便會讓步，不再「斬你」。那一定的銀碼，原本只可買三幾本心頭好的，便變成買了幾十本書。至於多出來的書，你得自己想辦法，一是轉賣出去，一是像我一樣，也開間舊書店玩玩。
最怕是跟有學識的人買書，他們對絕版書瞭如指掌，不單知道你要甚麼書，還清楚你付得出多少。詩人柳木下晚年以賣舊書過活，他每天總提一個布包去逛舊書店，買到了好書，會因應各愛書人的需要來訪，他賣給我的好書不少，如鷗外鷗的《鷗外詩集》﹙桂林：新大地，1933﹚、冀汸的《走夜路的人》﹙上海：作家書屋，1951﹚、杭約赫《復活的土地》，都是一流一的好書，但價錢卻很昂貴。那是七十年代初的事，記憶中這些書都是每本一百塊，告訴你，當年我在旺角供一層樓，每月也不過只供四百哩！
另一個對絕版書有深入認識的，是新亞書店的蘇賡哲，他是個高明的獵手，每天都逛齊港九兩地的舊書店進貨。黃昏時分，愛書人總愛齊集到他那半邊鋪等他回來。這羣人中，差不多日日出現的，是實用書局的龍先生，黃俊東和我，間中加入的是黃韶生（他是《中國學生周報》的末代老總）、匯文閣的老黃和神州的歐陽。每天傍晚，蘇兄總不叫大家失望，一定會抽着一兩扎書回來。龍先生是大買家，又是前輩，我們自然讓他先選，然後各取所需，非常融洽。有時我到遲了，以為新到的舊書叫人買光了，正懊惱之際，長袖善舞的蘇兄會忽地變法術般從枱底掏出幾本書來，大都是我渴望得到的文學書。蘇兄的可敬之處是不會因客人特別愛書而胡亂開價，尤其文學書，最貴的都不會超過三十，若是港版書，取價更低。他的宗旨是薄利多銷，故此，大部分好書未上架已賣完了。
除了經常性的到舊書店買書，也有突發性約買的。某次接到北角一個專買舊書的「收買佬」底電話，說他買進了一批德明學校圖書館的書，問我要不要看。德明是幾十年的老校，它的圖書館也困過我一段時日，自然知道它藏書的豐富。可是，當我趕到他那裏，已經讓人捷足先登，沒剩下甚麼了。無聊的隨意亂翻，居然叫我發現一本叫《時代批評》的雜誌裏，連載了蕭紅的《馬伯樂》，回去研究一番，那竟然是未出單行本的《馬伯樂》第二部。更令我高興的，在同一種雜誌內，刊齊了端木蕻良的《科爾沁前史》，這種意外的收穫，對藏書家來說，簡直像中了頭獎。
另一次是澳鬥來了電話，一個當地的行家說在待拆的花園洋房裏，發現了一批民國版舊書。我中午一放學立即趕過去，在他的引領下，造訪了那座斷垣殘壁的老房子，迅速翻閱一批塵封數十年，且殘缺不全的老書。儘管如此，一個下午我還是買了好幾扎書，像回鄉客似的又拖又拉乘的士去碼頭，搬得上氣不接下氣。人家個個抽着花生糖、豬油糕等手信，我卻吃力地攬着那幾扎塵封的舊書，人人側目避開，視我如「傻佬」，但我內心的喜悅，又豈是他們能領畧的！
這裏所說的淘書苦樂，全是六七十年代的舊事，八十年代國內改革開放，很多三十年代的書都重印了，大量國內書湧港，人人搶着買新書，買舊書的事一下子淡下來，說也奇怪，那些民國版的舊書也不知躲到那裏，忽地很少在舊書店裏出現了。
滄海桑田，世事多變，如今舊書店早已變了，三益結業，新亞蘇移居加拿大，康記長賣古董，其他舊書店多已消失，只剩下中環獨市的神州，至於還能否買到好書，得看閣下的書緣了！
──2003年9月
見許定銘的《愛書人手記》（香港天地圖書，2008）
臉書回應摘錄
周保松：好看。珍貴的回憶。
崑南：一切俱往矣！何老大的書山店鯖，當年幫襯過好幾次。每次他爬上書山找書，真替他擔心，書山一傾，不得了。書有時找到，有時找不到。何老大好識書，罕見的版本一點也不平。他那沙啞的聲線，仍留在我耳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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