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0年12月11日 星期六

記《大成》雅集

記《大成》雅集
沈西城

四十年前,我在父親書房的書架上,看到了一本雜誌,素白封面,嫣紅刊名,配上淡淡數筆花鳥蟲魚,雅淡清逸,吐發着一縷書卷氣,忍不住揭開閱讀,這一讀就讀了二十五年。

這本雜誌就是沈葦窗先生主編的《大人》(後來易名《大成》)。

《大人》月刊的老闆是當年「大人」百貨公司的老闆楊撫生先生(他是粵劇名伶陳寶珠的家翁),當年為了拓展「大人」百貨公司的業務,決定辦一本雜誌,以廣宣傳。

楊撫生本身喜歡骨董字畫掌故,因此《大人》除了負有宣傳業務的任務外,還肩負弘揚中華文化藝術的目的。他找來熟悉中華文化的上海文壇名宿沈葦窗當總編輯,可謂深慶得人。

《大人》雜誌走的是傳記文學的道路,內容側重民國名人事蹟的介紹,旁及當年生活風貌的描述,對老一輩的人來說,聊資懷舊,於年青一代而言,足可當為歷史重溫,因而在當年,銷路有一定的保証。

《大人》雜誌辦了四十二期(一九七0年五月十五日至七三年十月十五日)後,因楊、沈兩先生在編務和廣告業務上出現了一些分歧,終致停刊。
沈葦窗為了不使傳記文學落幕,自家籌資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重新出版同類型月刊,改名曰《大成》。

《大成》的編輯路線,跟《大人》了無異致,同樣是以傳記掌故為主、文化藝術為副,可能積聚了前頭《大人》的編輯經驗,《大成》無論在版面和內容上都遠較《大人》悅目豐富,尤其是每期封面,統由大畫家大千居士出手,寥寥數筆山水人物,已教讀者愛不釋手。至於作家陣容,那就更勝《大人》。那時的名家,屈指數來,就有陳存仁、陳蝶衣、范基平、陳定山和林熙諸先生。

我跟《大成》拉上關係,純得自翁靈文世伯之力,他是我父親的老朋友,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,他們同在一個話劇團工作,翁靈文當主角,父親負責佈景設計,當時劇團的團長就是後來當了中共外交部長的喬冠華。

七三年秋,我從日本回來,求職不獲,月無分文進賬,翁伯伯就介紹我為《大成》寫稿。我聽了,嚇了一大跳,《大成》名家如林,且都是飽學之士,我這個黃毛小子,肚子裏倒吊無半滴墨水,緣何能列門牆呢!翁伯伯說「論文筆,你當然未能追得上那些老前輩,但你可以從日本書籍雜誌,找一些有關中國傳記掌故的資料,把它改寫成中文,沈社長(朋友們都這樣稱呼沈葦窗)一定會樂意採用。」

一為興趣,二為餬口,我從日本書籍上找到山口淑子(李香蘭)的傳記資料,動筆編譯,寫成了〈一代奇女子──李香蘭〉,交由翁伯伯送呈沈葦窗達覽。本不存任何奢望,一個星期後的星期天,翁伯伯邀我到九龍佐敦彌敦道上的「北京酒樓」午飯。

到埗後,房間裏已聚擁了十多人,我一眼就認出了沈葦窗,他穿了一襲深灰西服,脖子上結了棗紅領帶,溫文爾雅,舉止瀟灑。經翁伯伯作介紹後,他用上海話對我說:「沈先生!你那篇講李香蘭的文章我拜讀過了,寫得不錯,我們下期刊出,以後希望你多多來稿支持!」
我聽了,真是受寵若驚,當下竟然不知如何作答。

那天坐在我旁邊的是陳存仁,他是名中醫,遠在民國時代,他已跟費子彬、朱鶴皋和丁濟萬並稱滬上四大名醫。大陸變色後,這四大名醫同時來了香港,陳存仁醫術湛深,被韓國一家大學授與醫學博士學位,因此同寅都叫他「陳博士」。他雅好筆耕,診症之餘,嘗在《星島晚報》綜合版撰寫「津津有味譚」,教人養生修身之道,他應該是香港第一位醫師在報章上向人們灌輸健康知識。

不過,陳博士令我深折的,並非是他的醫學常識著作,而是他那兩部震鑠古今的巨著《銀元時代生活史》(連載於《大人》雜誌由第十四期至三十一期)和《抗戰時代生活史》(連載於《大人》雜誌第三十五期至《大成》雜誌第九期),這兩部傳記作品忠實地記錄了民國時代的種種社會情況,至今仍為研究民國歷史者奉為圭臬。

《大成》雜誌每月第一個星期日有一個午間雅集,席設「北京酒樓」。

名為雅集,卻非吟詩作對,目的只有兩個,一是作家們碰頭「吹吹牛皮」,大家天南地北地閒談,話題不拘;二則是作家們最最期待的事──沈社長發稿費。

《大成》的稿費並不高,可它體現了沈葦窗的一番情誼,誰都知道沈社長並非巨富大賈,他辦的是「一人」雜誌,選稿、排校、送印刷,統由他一人經辦,從不假手他人。辦雜誌,可是辛苦事兒,朋友們大多是幫閒性質,哪會苛求稿費的多少。

《大成》雅集有個明文規定,每人科款十元,不足者,由沈社長包底。每次集會,人數總有八九人,川菜矜貴,幾乎每趟都要勞煩沈社長「大出血」。

《大成》作家群像中,陳存仁以外,最令我敬重的有兩位,其一是陳蝶衣,他師承鴛鴦蝴蝶派,在上海已有藉藉名,南來香港,順摯友作曲家姚敏之請,着手填詞,一曲《情人的眼淚》,膾炙人口。「為什麼要對你掉眼淚,你難道不明白是為了愛!」有一回飯局,蝶老興致來了,親自向我哼了兩句《情人的眼淚》歌詞,滿臉自得,神情怡然,看得出他老人家也深為這首歌詞而驕傲。其二是高伯雨(林熙),高翁偶爾也會列席,他是雅集唯一一位廣東作家,他的名作《聽雨樓隨筆》跟陳定山的《春申舊聞》是近代傳記文學的瑰寶,在文壇裏向有「南高北陳」之稱。

我在《大成》最重要的工作,是編了一部《中日電影發展史》,稿由翁靈文伯伯審訂,連續登了許多期……直至我七八年轉業電視,這才終止。
回想起來,那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,沈社長一九九三年遽歸道山,我並不知情,日昨拜讀了蔡登山先生的雜文,這才知道故人已矣,謹以此文遙祝沈社長安息。

(原刊二0一0年十一月廿一日《蘋果日報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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